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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安阳县工委委员舒万年匆匆忙忙来到县委书记杨天生的住处，用急促的声音说道：“杨书记，不好了！”
“什么事？”
“工委书记张亚夫到土匪孙筱尚那里去了。”舒万年说。
“真的吗?”
“我亲眼看见的。”舒万年肯定地说。
杨天生：“这个张亚夫太可耻了！我竟然没有看出来。”
“杨书记，之前我向你报告过他的反常行为。”舒万年说，“他打麻将，抽大烟。”
“我本以为那都是生活小节。”杨书记道，“没有重视，我失察了。”
“杨书记，姓张的知道很多秘密，我带人去把他除掉算了。”舒万年说。
一听这话，杨书记急忙劝阻道：“别胡来！”
也许是觉得这话不妥，他又态度温和地解释说：“这事你就别管了，应该从长计议，我会安排的。”
舒万年听了释然，觉得杨书记会采取行动，制裁这个叛徒。
可是，接下来的事让他感到不解：张亚夫依然好好地活着，县委并没有对他采取行动。
舒万年心里不平衡了，他的思想悄悄发生变化，酝酿着一场行动。
那么，杨天生书记为什么对张亚夫的叛变无动于衷？
原来，张亚夫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孙筱尚也不是土匪，他们都是自己人。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叫孙有富的人说起。
孙有富是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人，他出身贫苦，武功不错，喜欢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靠教人武术为生。
抗战爆发后，老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活不下去，孙有富也失业了。
有一天，他看到一支蒋军部队从前线败退，散兵游勇用枪换饭吃。
孙有富灵机一动，做了不少烧饼和米饭，专门在村口跟蒋残兵做交易。
几天下来，他弄到了几十支枪。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孙有富拉起队伍，当起了“司令”。
最初的时候，他主要偷抢日本人的物资，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孙有富还有底线，并不祸害百姓，只针对日军和汉奸下手。
有了钱之后，他主要用来购买武器弹药，继续扩军。
这样一来，他在江湖上有了名，地痞流氓和混混也纷纷来投奔。
人员一多，开支就大了，只偷抢日伪根本不行。
再说，日本人被盗之后，也注意加强防范，孙有富经常是死了不少小弟，也没能抢到东西，赔了夫人又折兵。
孙有富无奈，打破了底线，开始把目标对准了中国人。
他们不但向老百姓派粮食，还绑架有钱人，强奸民女的事也时有发生。
从此，这支队伍性质变了，老百姓都把他们叫作土匪。
日本人对孙有富的存在也很不满，多次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企图一举拔掉眼中钉。
但孙有富可不是省油的灯，他请了一个小学教员当军师，此人比较通晓兵法，采取敌进我退游击战术，屡屡化解了日军的进攻。
孙有富还请了蒋军开小差军官当教官，他本人也亲自下场，对部队进行训练，提高战斗力。
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拿他没有办法，气得干瞪眼。
后来，一个伪军大队长出了个主意：借刀杀人。
在安阳，除了孙有富的土匪队伍，还存在一个组织——会道门。
会道门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其实是一个军事组织，里面有不少散兵游勇和民众组成的武装队伍，还配有一些枪支。
会道门在豫北叫作红枪会，这个组织在当地影响很大。
有考证认为，红枪会有义和团的血脉。
当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拳民有一部分被杀，有一部分从京津一带回归乡里。
他们一面种地，一面开班传授武功。
民国时期，土匪猖獗，啥坏事都干，老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拳师们串联起来，以红枪会的名义重新拉起队伍。
1916年，红枪会在山东大地兴起。
一年之后，这把火烧到了河南，再向各地蔓延。
1927年3月，邓演达在武汉农民部宣传委员会报告中估算说，仅仅是河南，红枪会成员“不下百余万”。
日本人听了伪军大队长的建议，决定借助红枪会，消灭孙有富。
1938年春，西夏寒村的红枪会数千会员在日本人的挑拨下，对孙有富和他的警卫排发起攻击。
孙有富的人数，只有红枪会的十分之一。
而且被包围的，只是孙有富和他的警卫排，只有几十个人。
他们满以为，消灭孙有富易如反掌。
谁知道，孙有富带的这支队伍不但是亡命之徒，还是神枪手，弹无虚发。
孙有富掏出双枪，警卫班全都端着机枪，向红枪会狂射。
顿时，哭声震天，血流成河。
这一幕，把等候在远处打算坐收渔利的日伪军官也震住了，只得悄悄撤兵。
但日本人并未善罢甘休，又在酝酿下一次行动。
1940年5月，日本人收买了一个叫许金生的土匪，用激将法向孙有富下战书，要与之决斗。
许金生说，你的小妾董婉儿不错，如果你输了，把她给我。我要是输了，我的一对孪生女儿、豫北姊妹花都给你当老婆。
孙有富对自己的枪法很自信，也对许金生说的一对女儿很感兴趣，接到挑战之后决定应战。
这时候，他的教官孙筱尚表示反对说：“大哥，你不能去！”
孙筱尚也是安阳人，和亲兄弟孙有谋同是我党党员。
而孙有富，则是他们的堂哥。
“七七事变”后，孙筱尚在党领导下的安阳县“抗日政治工作团”工作。
孙有谋1939年2月至10月被安排到八路军抗大一分校学习，之后被分配到八路军领导的华北抗日民军工作，职务是新兵连副指导员。
这一年年底，组织上安排兄弟俩打入了孙有富的部队。
因为这支部队成员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对我方要么不了解，要么有敌意。
鉴于这支队伍的复杂性，兄弟俩的真实身份暂时没有公开。因为一旦公布，既难以开展工作，还可能危及到他们的人身安全。
见孙有富这回要跟土匪许金生决斗，孙筱尚连忙阻止：“大哥，你不能去，这里面怕有阴谋。”
孙有富一听，哈哈大笑说：“啥阴谋，就许金生的两下子，老子闭上眼也能对付。”
他不听劝告，执意要去。
决斗的时候，孙有富信心百倍，从容扣动扳机，枪却哑火了！
原来，在决斗前喝酒吃饭的时候，他的警卫员被支开，敌人对他的枪做了手脚。
他的枪没响，许金生的枪却响了，孙有富腹部中弹，不过没有打中要害。
孙有富认为，他很快就会好起来，向对方复仇。
谁知道，他中的是染了剧毒的子弹。
几天后，孙有富命丧黄泉。
孙有富一死，这支队伍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日军也抓紧渗透，制造谣言，企图趁机消灭这支队伍。
危急时刻，安阳县委书记杨天生决定派工委书记张亚夫潜伏到孙有富留下的队伍，跟孙筱尚和孙有谋兄弟控制这支队伍，然后逐渐改编为我方军队。
【孙筱尚（1914—1943）】
这是绝密的地下工作，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张亚夫先是假装堕落，出入赌场，又学会抽鸦片，让人以为他变坏了。
之后，他悄悄出走，到了孙的队伍，名义上是担任孙筱尚的警卫员。
不久之后，张亚夫又开了一个杂货铺，他当上了掌柜，把这里设成了地下工作联络点。
话说工委委员舒万年将张亚夫“叛变”的消息汇报之后，见县委书记杨天生“漫不经心”，并没有采取行动消灭叛徒，他心里想不通了。
他认为，张亚夫当了叛徒，吃香喝辣，混得风生水起，自己却在这里东躲西藏，连烟都抽不起，为啥自己不去过好日子呢？反正杨天生对叛徒也不管，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1941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早上，舒万年去向杨天生书记请假，说是要回家上坟。
其实他并没有去上坟，而是直奔日军据点，当了可耻的叛徒。
张亚夫是假叛徒、真卧底，舒万年却是真的当了汉奸。
【伪军资料照】
临走的时候，他还给杨天生书记留了纸条：“我走这条路，都是你教的，因为张亚夫叛变了，你不管不问……”
他对日本人说出了自己掌握的秘密，日本人这才知道，开杂货铺的张亚夫原来是我党地下工行者。
日本人一听喜出望外，派兵去抓张亚夫。
张亚夫正在算账，舒万年和日伪军闯了进来。
伪军小队长气势汹汹地说：“把你们掌柜的叫出来！”
张亚夫一看坏事了，来者不善，自己暴露了。
当时他戴着礼帽，还戴着眼镜，舒万年一时没有认出来。
他捏着嗓子，镇定地问：“掌柜的犯事了？”
“是啊！”伪军小队长说。
“我早就看出他不地道，经常扣我工钱。”张亚夫一脸怒气说道，“那你们别嚷嚷，他会轻功，惊动他就抓不住了。”
“你说咋办？”
他“嘘”了一声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我给你们带路。”
舒万年和伪军小队长一前一后，跟着故意弯腰驼背的张亚夫到了后院。
张亚夫向楼上一指说：“掌柜的就在楼上，你们慢点。”
二人上楼一看，那里空无一人，再下楼的时候，“账房先生”不知去向。
原来，后院的水缸地下就是地道口，张亚夫通过地道脱险，回到了根据地。
直到两个月之后，孙筱尚和孙有谋兄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才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支队伍归于豫北地委的领导之下。
舒万年叛变之后，杨天生书记很自责，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如果当时告诉舒万年一些实情，也许舒万年就不会叛变。
其实舒万年的叛变，完全是自己的原因，主要是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在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所以才羡慕叛徒的生活。
他的叛变是迟早的，大浪淘沙，渣渣迟早会被淘汰。
参考资料：1，《致敬英烈·安阳》，安阳党史研究室，《安阳党史方志》
2，《豫北抗战史》，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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